話說澧州之一：澧州概說

　　1、 澧字之義(澧水探源)

　　2、 澧州沿革(政區演變)

　　3、 九澧重鎮(三大中心)

　　4、 歷史輝煌(考古成就)

　　5、 澧州文化人文精神

　　(一)屈原遺風與蘭芷文化

　　(二)文廟興盛與孔子崇拜

　　(三)囊螢夜讀與書院文化

　　(四)龍潭公案與佛教傳承

　　(五)天地敬畏與道教傳統

　　(六)澧州八賢與祠廟供奉

　　(七)民間藝術與民俗信仰

　　6、澧州名人與澧州精神

　　7、明日澧州(澧州發展與融城之路)

　　澧州概說

　　在當今的社會生活中，人們要求學、就業、經商、旅游，需經常與外地人

　　打交道，介紹自己來自何方。據朋友們說，大凡澧縣人外出，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年代，出行在外的澧縣人，往往會碰到有些外地人，認不出、寫不好這澧字。也有些朋友講，自己作自我介紹，好像也不容易三言兩語說清楚澧縣、澧州、澧陽這三個地名的關系，甚至不能全面講清澧縣的特點特色。實際上這是一個如何科學、準確概說澧縣的問題，也是一個關系到怎樣宣傳弘揚澧州歷史文化，推介澧縣嶄新面目形象的問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惟一的辦法，就是要弄清澧縣的歷史，懂得澧縣的昨天和前天，了解澧州的閃光點，知道澧水地域的發展趨勢?，F在，我們就來逐步探討一下這些問題。

　　1、“澧”字之義

　　說起這“澧”字，湖南人大都知道，它是“三湘四水”中澧水的“澧”，是“芙蓉國里”威鎮湘西北的“古澧州，今澧縣”的“澧”。在封閉自守的年代，澧縣人一出洞庭湖，遠到南疆北國，出示證件，辦個登記，外地人奚落這“澧”字難認難寫的尷尬事，確實時有發生?？墒歉母镩_放后，特別是進入信息化社會以后，說起澧縣，天南地北的朋友，以“刮目相看”、“名揚天下”、“譽滿中華”來形容澧縣，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更不是言過其實、當面奉承、故意調侃之言。而是外地朋友在知我澧州的基礎上，發自心底的驚嘆、贊美之詞，甚至是一種欽佩、向往之情的表露。

　　這種變化的出現，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翻開中國歷史典籍，可以發現，早在中華儒學經典中，有一部被尊為《書經》的《尚書》里頭，有一篇重要文章叫《禹貢》，是專門紀述大禹“披九江，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統一天下大功大德的著作。學術界公認，這是我國最早、也是最有價值的地理學著作。至遲寫于戰國時代，至今已有三千多年?！队碡暋分杏羞@樣一段話：“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到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意思是說：大禹曾從岷山開始疏導長江，向東分開一條支流，稱為沱江，又向東到達澧水，經過洞庭湖(九江)，到巴陵(東陵)，再向東斜伸北去，與淮河(匯)會合，向東稱為中江，流進大海。這表明，早在遠古時代，澧水就是先民生存、治理的地方，澧之名即由此載諸史冊。

　　更有趣的是，據傳古先民發現，經過大禹治理過的澧水河，看著它，波光粼粼，生動豐沛；聽著它，清音蕩漾，悅人耳目；喝它一口，是甜滋滋香醇醇的，有如奶酪。于是，最初造字組詞的先圣，便依據澧水河的這三大特點，賦于“澧”字另三類滿含褒美的組詞，以表達對澧水的喜愛。在方塊文字歷史中，算是不可多得的一個美談。比如，漢朝的劉向在《九嘆•離世》中，寫下“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的句子，他是以“波”連“澧”，用“澧澧”二字寫波聲之優美，作像聲詞。同為漢朝人的應邵，在其《風俗通•聲音•瑟》中，卻寫下“暴風及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之句。他這是把“澧”字與“沛”字相聯，狀寫迅速、充沛和強力，作形容詞。更有人干脆把澧水之“澧”與醴酒(甜酒) 之“醴”等同作同義詞，以表示甘醇、甜美之意。1990年版的《漢語大詞典》說：“澧泉，在史書上表示甜美的泉水”；“澧源，則為甜泉之源”。并舉漢王充的《論衡•自紀》中“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唐孟郊詩“忽見垂書跡，還驚涌澧源”為證?？梢哉f，“澧”這個字，是因了澧水自身的富有與甜美，引得圣賢們的喜愛和喜用，而且用出了無窮的新意。因此，這樣一個“澧”字，當然不能算作生僻字。

　　如果繼續追溯，還可發現，“澧水”作為一條河流之名的出現，至少在5000年以前。因為，被當今許多中外學者認定成書于春秋時代、自漢以來一直號稱為“中華第一奇書”的《山海經》里，就有對于澧水的許多很有意思的記載。比如說，該書一條記載指出：“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東注于澤。其中多蟞魚，其狀為肺而有四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呂氏春秋》為之注釋說：“澧水之魚，名曰朱蟞，六足，有珠，魚之美也。”《山海經圖贊》中亦說："澧水之鱗，狀如浮肺，體兼之才，以貨賈害。厥用既多，何以自衛?"《山海經》另一條記載又說：“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晉朝的郭璞的注說指：這是記述屈原寫的《離騷》、《九歌》中湘夫人的故事，是“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之意也”。由此可以證明：遠古時代的澧水河，是中華大地上一條著名的河流。秦、漢等歷代的歷史典籍，對這條河流的狀況均有記載。如《漢書•地理志》就說：“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說明漢代的澧水河，自發源地流來，浩浩蕩蕩一千二百里，到古下雋(今岳陽)附近方注入洞庭湖，要比現在的河段長了至少400余里，澧縣就是這條中華古籍中神秘河流下游的一片沃土。

　　2、澧州沿革

　　現在，有人回答澧縣縣名提問時，往往喜歡說：今澧縣古稱澧州，也曾

　　叫澧陽縣。這一回答，簡單明了、基本正確。但嚴格說來，卻不太科學、也不算完整。問題在于此答，雖說出了澧縣、澧州、澧陽這三個行政區劃之名的內在聯系，卻沒有道出三者之間的區別。所以如果是加分搶答題，則不能給滿分。準確點的說法，按史志的書面語言，或應當說“今澧縣為古澧州本州地，歷史上曾設置為澧陽縣”。按民眾的口頭說法，也可講“今澧縣為古澧州州本部，俗稱小澧州，歷史上也曾叫過澧陽縣”。

　　這里值得提醒的是“澧州本州”一詞。在正史和方志文獻中，比如《直隸澧州志》、《光緒湖南通志》等書中，“澧州本州”是一個特指今天的澧縣、臨澧、津市整塊地域的專有名詞。上面的說法，如果就現在的澧縣行政區劃而言，實際上得不到滿分。因為這里面有一個澧縣既不等同于澧陽縣，又不能完全用澧州來代替。要說清這一點，不妨先看看澧水流域行政區劃的歷史沿革。

　　澧縣之名，是1913年9月，中華民國廢州改縣時，由澧州本州、也就是俗稱的小澧州改名為澧縣的。澧縣作為縣級行政區劃的名稱使用，剛剛過一百歲多幾個月。但是澧州立州，是在西魏恭帝二年，也就是公元555年，已經有1449年的歷史。澧陽縣的建制設置，最早在晉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比澧州立州早275年。這表明，澧縣這塊地方成建制設縣的歷史，已滿1734年。不過這個澧陽縣，其地域包括今天慈利縣大部、石門、臨澧、澧縣、津市的全部和安鄉西部、公安南部的一部分。這個澧陽縣的縣治，在天門即今天的石門縣境內。到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澧州改名松州，尋復名澧州；同時又將原澧陽縣，析置為澧陽、石門兩縣。石門縣治留在原地，澧州州治和澧陽縣治，則由天門(今石門)搬遷落戶到澧陽城，即今澧縣縣城之地。明洪武九年(1376)，即澧州治和澧陽縣治落戶澧陽城687年后，朱元璋革澧陽縣入澧州州治，形成澧縣的直接前身——澧州本州，同時注銷終止了澧陽縣的縣名注冊使用權。因此，要說清澧縣的沿革，第一要記住晉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是澧縣的第一個前身澧陽縣的始建之年，這也是今天澧縣與石門縣共同縣史的開端；第二要記住西魏恭帝二年(555)，這是澧縣的直接前身——澧州立州的年份；第三要記住隋文帝開皇九年(589)，這是今天的澧縣城(澧陽城)，成為整個澧水流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城的起始年份。

　　記住了這三個年份，還要弄清楚澧州與澧州本州(州本部)的區別，也就是所謂大澧州與小澧州的區別。

　　澧州，作為中國歷史上的行政區劃名稱，從其誕生之時開始，到1913年廢州改縣止，長達1358年，一直是整個澧水流域地區，即今天的澧縣、安鄉、石門、臨澧、津市、慈利、永定、桑植、武陵源，外加湖北鶴峰等十個縣、市、區統一政區的名稱。盡管歷朝歷代對這一政區名稱，有過或澧州、澧州府、澧州路，或澧陽郡、澧陽軍州、直隸澧州等稱謂的變化，但一個澧水的澧字總是不變。澧州的上級領導、也就是其上隸屬機關，有或荊州刺史部、上荊南道；或武陵郡、常德府；或岳州府、岳常澧道的變化。但澧水流域諸縣(衛所)邑，總是與澧州成建制一并歸屬，諸州、縣從來不棄不離。澧州下轄的縣邑(衛所)個數，雖有三、四、五、六、七的變化，但置于澧州州級區劃管轄下的澧水兩岸總疆域大小基本未變。這就是歷史地理學家們所稱的澧州政區歷史的“三變三不變”。

　　澧州本州(州本部)，從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始，到明洪武九年(1376)前止，其州治設澧陽縣為澧州首縣，澧陽城為澧州首府。洪武九年(1376)后，澧陽縣被并入澧州州治，從此方志史籍失去澧陽縣名稱，代之以澧州本州或州本部稱之，等于是一次機構精簡合并，或節約行政成本的改革。“本州”的轄區，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時，計有459年，與隋開皇九年(589)設置的澧陽縣基本無區別。清雍正八至十三年(1730——1735)期間，澧州因升為直隸州，裁并九、永二衛新設安?？h，又割慈利、安福地之近永定衛城者為永定縣，故從本州(州本部)轄區割所屬幾個都(鄉)、里(村)，使本州區域稍有增減。但“本州”的性質、職責并無變化。歷史地理學家們稱此為：清尊明制，澧州所轄縣邑個數有增加、“本州”區域有調整，但直到中華民國二年(1913)的178年間，作為澧縣直接前身的澧州“本州”和整個澧州區劃，處于穩定發展期。

　　從上面所說可以看出：澧縣作為一個縣級行政區劃區，其建縣的歷史，應從晉武帝太康元年(280)算起，到2014年，已達1734年；使用過的正式名稱，有澧陽縣、澧州本州、澧縣三個。因此，單說澧縣的沿革演變，還是簡單明了的。關鍵是要記住三個歷史節點年份：立縣，晉武帝太康元年(280)；立州，西魏恭帝二年(555)；筑城，即澧陽城作為州、縣兩級政區的治所、首府，為隋文帝開皇九年(589)。也就是說整個澧水流域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之城出現的起始時間是開皇九年。需要重復一提的是，“澧陽城”這個澧水流域的中心之城，從歷史文獻上看，也曾有三個通用名稱，即澧陽城、澧州城、蘭城。區別在于：明洪武九年(1376)前，歷史文獻多載為澧陽城；澧陽縣并入澧州治后，一般寫作澧州城；而自兩晉后的文人筆下，因澧水下游段自屈原歌吟“沅有芷兮澧有蘭”后，即被美稱為蘭江，所以澧陽城亦多以“蘭城”別稱之。

　　3、九澧重鎮

　　中國歷史上的澧州行政區劃，指湖南四水之一的澧水流域整個區域，即前面提到的跨今天常德、張家界兩市的澧水兩岸九個縣市區，外加湖北的鶴峰縣。它東界洞庭，西通巫峽，南襟沅湘，北擁荊襄。從地理位置上講，此區域處于中國南北交匯的中心，是中原文化南拓的前沿之地，也是南蠻北進開化的橋頭堡；是東部發達地區和西部潛力開發地區的結合部、緩沖帶，也是是東西部省際非平衡前行的觀察區與實驗區；還是中國大江以南縱橫交通的重要孔道。當然，更是三湘入江出海的第二個北大門。在這個廣袤區域里，被歷朝歷代中央政府認真經營

　　、重點打造的九澧重鎮，毫無疑問是今天的澧縣城，即歷史上的澧州治、澧陽城。

　　據史書記傳，澧陽城離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國的居地丹陽(今枝江縣)，僅三百里之遙，離楚國國都郢城(紀南城)的直接距離更近。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便對澧地“開濮地而有之”，并從此視澧地為楚國腹地，認真經營。到楚懷王六年(前323)時，澧水已有木船往來航行，并且在澧水的最大支流涔水河畔，筑成了一座好幾代楚王最愛巡幸的“涔陽城”，以至于楚國末期的王子熊完在被質于秦國八、九年的苦難歲月中，寫詩悲嘆他念念不忘的“千乘之家國”時，便只以“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衰草”來指代。有資料說，今天的澧陽城，曾一度為楚國的陪都。此說應是俱有可信性的。當今學者何劍重，在他的《楚辭拾潘》中提出：“涔陽即是古代的澧州，現在的澧縣。唐代文史稱澧州為涔陽者甚多，杜牧《為堂兄造求澧州啟》云：‘授以涔陽，話于閶門。’求澧州而云授以涔陽，知涔陽即澧州。”而時刻憂國戀君的楚國三閭大夫屈原，被放逐江南、行吟沅澧澤畔，不斷高歌“望涔陽兮極浦”，或許更可證明，古涔陽也就是古澧州，是楚國生死存亡的戰略要地。

　　到了秦、漢國家和民族大統一的時代，澧陽城成為中央政府統一南方的軍事基地。如今澧州城北巖子坑遺留的馬伏波(馬援)將軍為征南蠻而鑄造兵器的“鐵坑”；操練和檢閱駐軍的護城堤“七里臺”；澧州境內流傳的軍牧村、馬公渡、馬公墓、伏波祠等多處遺跡，均可使今日的懷古憑吊者聞到當時的硝煙味。而漢代的另一位名人司馬相如擔負遠赴牂牁、夜郎，安諭滇黔重任時，操琴持節過澧陽城的停弦渡遺址，也可以使人記起其戰略地位之重要。此后無論隋唐五代，還是元、明、清時代，中央政府無論是要剿平還是要安撫南國大地，都必須先在澧陽城集結軍事的、政治的力量，再渡澧水，進湘西、據湘南、征滇黔。以澧陽城為基地的駐澧官、軍歡呼凱旋之時，也就是朝廷要慶賀夷蠻南國大治的時候了!

　　由于這種地位和作用，歷代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便各自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強澧陽城的各方面建設。首先是將澧陽城不僅建制設置為澧州州治和州級首府，而且在地方州、郡、縣或道、府(州)、縣三級制政權管理上，將澧州和澧州本州(縣)規定為“上上”至“下下”九個等級中的“上上”級州、縣，歷朝未變，給予人、財、物的優惠和重點支持。比如隋代，上上州額定官員323人；上中州311人；下下州就只有156人；上上郡額定官員為146人，上中郡為141人，下下郡就只有97人。上上縣額定官員99人，上中縣95人，下下縣僅47人。所以，相較于其它州、縣，澧州和本州(澧陽縣)的地位之重要，當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是曾將澧州城設置成州(府)的上級管轄機關——沅(常德府)、澧(州府)二地或岳(岳州)常(常德)澧(澧州)三地的道署機關駐地：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澧州改屬岳州府，轄安鄉、石門、慈利諸縣，并與常德府、岳州府同隸于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上荊南道。而分守上荊南道道治先設岳州，從嘉靖初(1522為嘉靖元年)開始，則移駐到澧州，道署就建在澧州城西區、今澧州文廟西北地段。清康熙六年(1667)，湖南布政使司分守上荊南道改名為分巡岳常道；雍正七年(1729年)澧州升為直隸州，岳常道又更名為岳常澧道，但道治一直設駐澧州，直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分巡岳常澧道道治才移駐巴陵，澧州成為岳、常、澧三地道治治所的時間連續長達377年。有人說澧州城曾有過相似于長沙城級別的地位達三、四個世紀，完全是歷史的真實，但目前不為一般人重視。

　　其三是對澧州實行藩封和委派皇親國戚及朝廷重臣坐鎮。唐王朝以前，實際鎮守澧州的各朝王侯多達十多個，歷漢、魏、晉、南北朝近千年不斷。到了唐王朝，則先是封李繼高(唐高祖孫)為澧國公，后封李惲(唐憲宗子)為澧王，緊接著又先后派彭王李元則(唐高祖第十二子)、駙馬杜悰為澧州刺史。而明王朝，則是把澧州作為十幾代華陽王的封地，基本與整個明王朝相始終。這種潘封和委派的結果，造成了澧州城的與中原的緊密聯系，促進了澧州的繁榮與發展?，F在，學界認為澧州方言實際為明清北方官話語系，就是最好的證明。

　　上述政策、措施的推進，使澧州城數千年來的建設和發展，遠遠超出周邊地區，得以成為雄峙長江以南、洞庭湖之西北的第一大重鎮。

　　4、歷史的輝煌

　　我們前面談到，天南地北的朋友，有過以“名揚天下”、“譽滿中華”的美譽來贊揚澧縣這塊神奇的土地，甚至還有更甚于此的贊嘆。這類頌詞是否過頭?對此，我們看看下面的幾個事實，或許就可以明白，其實這些頌詞，并不是澧州人的自吹自擂，而是源于古今名人、學者的評介。特別是近一、二十年來考古學家們的高度贊揚，真使澧州的美名傳遍了海內外。

　　先看看古人的贊詞。

　　早在唐代，大改革家、大詩人柳宗元，曾經給他的好友、唐代抵抗安史之亂的名將南霽云之子南承嗣，寫過一篇《送南涪州量移澧州》的文章，他高度評價澧州之地是“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的好地方。意思指唐代的澧州，已是自江漢平原南下長江之南，百分之七、八十的州郡，都比不上澧州的美好。這個澧陽城“美冠南州”之贊一出，不僅當時澧州聲譽傳響九州，而且代代相沿不歇。

　　宋代孝宗隆興元年(1163)進士、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的樓鑰，在其《送張子宓分教澧陽》詩中說，雖然“澧陽渺何許，遠在天盡頭”，但卻是個“忠以申鳴著，學有車公優。外挹蘭江水，下俯仙明洲。讀書記群玉，採藥思浮丘。況得子厚語，謂冠漢南州。見謂頗詳盡，豐碑照城陬”的“上上”之州。

　　元代成宗、仁宗、文宗朝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人稱“元儒四家”和“元詩四家”之一的名臣虞集筆下，描寫澧州有“涔陽日日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棹過。珠樹月明花婀娜，鳳毛春暖錦婆娑” 的富庶、繁榮、裕美景象。這應該就是人們驚詫元代澧州，為何能產生郝希賢、忽都達兒師生二人，同登延祐五年(1318)左、右榜狀元的社會原因所在。因為元王朝最高當權者采取人分四等的民族壓迫政策，澧州人處于末等公民(南方漢人)地位，此前，居三等的北方漢人才產生一名狀元，而郝希賢是破天荒的、也南方漢人中唯一的一名狀元。

　　明代澧陽城北門，曾高懸著一塊“荊南第一名州”的城門石額扁刻，它是嘉靖(1522)時擔任過澧州知州的吳縣(今蘇州)人韓詩的手筆，數百年來向所有往來于涔陽古道上的遷客騷人、商賈，昭示著澧州的千古之盛。而清代永康人吳宗愛《舟泊蘭江》詩中記述的“帆檣繞郭人音雜，燈火臨江夜市明。斜月女墻寒擊柝，秋風官渡遠鳴鉦”的繁忙商貿狀況； 擔任過澧州知州的北京豐臺人何璘《九日登澧州城》詩中所發的“澧浦有蘭香可佩，還資菊蕊醉江樓”的贊嘆，更說明了古澧州的興望發達的景象。

　　然而，這些還只是文字記載的歷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澧陽平原及其周邊地區的一個個考古新發現，不但震驚過中國，而且緊緊吸引著世界很多學科專家學者們的眼球。中外專家學者們一方面驚嘆澧陽平原地區是世界少有的一座“裝滿人類古文化遺址的寶庫”，一方面不斷發布和宣告澧州地區的歷史輝煌、古澧州人民的偉大創造與貢獻。請看下面的評價：

　　中國知名的考古學家郭偉民等人指出：“澧水流域是湖南的一個文明搖籃，是長江中游地區最早的一個新石器時代發源和發展的地方。擁有湖南乃至長江中游最早的成系列、成譜系的舊石器文化，它的歷史可以回溯到50萬年前。”“也就是說長江中游的文化源流如果往上追的話，都能夠追到澧水流域。”“因此我們可以說，澧水流域文明是長江文明的源頭之一，而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文明又孕育了中國文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澧水文化是整個中華文明的一份子，積極主動地參與了中華文明進程，澧水流域文化的歷史地位是非常高的，這也是澧水文化的價值所在。”

　　專家學者們進一步指出：澧陽平原地帶有很多村落，有不少的城。到目前為止已有566個重要的史前和商周時期的遺址，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0.9個，這個密度是很罕見的。綿延30多公里的九九澧——八根楚墓群，更是無法一一統計，很多墓比長沙馬王堆漢墓還要大。這里是湖南目前最密集、文化序列最清楚的遺址古跡群落。其中包括距今一萬年前后誕生的湖南乃至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最早的一批村落，比如澧縣八十垱、彭頭山等等，到了6000年前，這些地方又出現了中國名副其實的最早的城——澧縣城頭山城，城市的產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稻作農業到村落，再到城，人類從此產生了一個復雜的社會，人類文明開始加速度向前發展，國家也就在這個基礎上產生。”

　　中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全三冊《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和《澧縣城頭山:中日合作澧陽平原環境考古與有關綜合研究》的科學文獻認定，城頭山遺址挖掘出的文物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社會的全像。其中，有稻谷、大米、粟子等農作物；有狗、鹿、龜等動物遺骸，有平紋紡織品、陶窖、玉器、船艄、木矛等生活用品，也有巫師、首領、戰俘、貴人、平民等社會元素證據。

　　考古學家們還認為：澧水“文化遺址的密集程度和社會復雜程度、生產力水平的高度都達到了史前當時社會的最高點，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建起的古城里，居民的人口密度就與現在差不多了，是當時湖湘大地上最繁華與輝煌的中心，等于是今天的省會長沙，她為中國早期國家的誕生做出了她應有的貢獻。”　　“最重要的是，澧陽平原上發現了彭頭山、八十垱、城頭山、雞叫城四大稻作遺址，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最早的水稻田、最早的稻作農業灌溉系統都在這里。這些遺址和考古成果，無論從年代還是文化譜系上都非常清晰、連續，是目前解開世界稻作起源之謎的最清晰圖譜之一。”所以澧水流域的考古，改寫了多個中華文明、甚至人類文明的進程史載，一直是中外學界工作的重點，做了幾十年了，還可以再做100年?，F已有日、德、英、美等多國學者慕名來此參觀訪問。

　　城頭山在澧陽平原上與其它聚落比較起來，可謂鶴立雞群，它顯然已經成為具有一定號召力，確曾統領一方的政治中心，即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所說的“古國”。城中必有市，陶鬶、陶觚和溫鍋的使用大多與市場相關。因此，城頭山城具有商貿市場屬性，這里就是屈家嶺文化時期常德地區最發達的商貿市場之所在。特別是陶溫鍋的發現，證明在城頭山已出現了酒肆。城頭山的城墻守住了8萬平方米范圍內的聚落，帶來了安全和繁榮。這里人口密集，居室密布，堆積深厚，遺物既多且好。它充分反映了城頭山城中商賈云集，貨物充盈的情況。

　　國家文物局張柏曾如此感慨：“城頭山遺址，見證了中國最早的城。古中國城頭山與古埃及金字塔，具有比肩的古城文化歷史，距今都有6300年。不同的是，中國城頭山先民那時已圍壕聚居，并開始種植水稻，而埃及法老王朝從公元前3100年起才變得確鑿，遺跡只是墓室，不像城頭山有完整的城。”

　　城頭山古文化遺址是中國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遺址。該遺址1996年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1997年兩次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2年，城頭山古文化遺址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2005年確定為國家“十一五”期間100處重要保護的大遺址之一。2010年國家發改委將城頭山遺址重點遺跡制作成大型模型，在上海世博會展出，被譽為“中國館第一景”，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其考古發掘成果，鐫刻在北京中華世紀壇的青銅甬道上，并寫進了大學和中學的歷史教科書。2011年，城頭山古文化遺址被正式列入國家“十二五”大遺址保護開發項目。 2013年12月2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網站發布消息稱：2013年12月18日，國家文物局官方網站下發《關于公布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和立項名單的通知》，澧縣城頭山遺址公園正式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锻ㄖ愤€指出：城頭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是“十二五”期間湖南省的重點文化工程之一，項目寫進了2012年省委文化強省文件和省政府工作報告。此次獲得立項的城頭山遺址公園建設項目，規劃總投資6.5億元，占地662畝，現已啟動13個子項目的建設，已累計投入3.6億元，目前正緊鑼密鼓地推進相關建設工作，預計將在2015年開園。屆時經國家文物局驗收后，將正式授予“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稱號。這種狀況說明，古澧州今澧縣的知名度，毫無疑問是“譽滿中華”、“名揚天下”了。

　　5、澧州文化與人文精神

　　我們常說，古澧州今澧縣，是一個文化底蘊十分深厚的地方，是具有突出荊楚文化、湖湘文化精神特質的地方。這些當然不是幾分鐘時間就能說清楚的，這里僅僅選取幾個重點，標題式的講一下，詳細內容，待有機會專題說明。

　　(一)屈原遺風與蘭芷文化。

　　屈原(約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因其投湘水而死，故后人又多以“湘累”來指稱。他是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為杰出的政治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也是現代公認的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赫爾辛基頒布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中國的屈原、波蘭的哥白尼、法國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和英國的莎士比亞。

　　屈原年輕時學識淵博，“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官至“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曾經深受楚懷王信任。他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威震諸侯的局面。但由于在內政外交上屈原與楚國舊貴族集團發生了尖銳的矛盾，上官大夫等人對他非常嫉妒，經常在楚懷王面前講他的壞話。于是昏庸的懷王逐漸疏遠了屈原，免去他的左徒職務，改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后來又因為在國事上犯顏直諫，兩次遭受放逐。屈原與澧州的關系，就是在其第二次被流放時發生的。

　　屈原被流放到江南后，懷著憂國、憂君、憂民的激憤心情，運用大量楚風、楚語、楚物和楚地民歌，寫出了25篇詩作，以表達其忠君愛國的理想信念。長達363句的《離騷》，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政治抒情詩，也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濫觴。后人由此稱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作品為“騷體詩”。 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則將以《離騷》為主體的楚辭稱為“騷經”， 與“詩經”并稱為“風、騷”之詩。實際上，將楚辭提到與詩經并列的地位，也就是承認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是中國詩歌史上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因此，楚辭對楚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化的發展，都產生過特別重大的影響。

　　近年來，不少研究楚文化的專家學者考證，屈原第二次放逐江南所走的具體路線，實際上是從郢都出發，乘馬車到枝江，過方林，改由水路經松滋、公安、澧縣、安鄉、漢壽，溯沅水經德山，過桃源，抵達辰溪、溆浦后，回返沅、澧之濱，并一直于此區域內奔走呼號。最后見救國無望，才順洞庭湖下岳陽，怒沉汨羅江。因此，屈原的“行吟澤畔”，主要是在洞庭湖畔的澧、沅之濱。因為沅水、澧水流經的地區，大多離楚國郢都不過一百公里左右。屈原雖被放黜，但他憂世愛國之心不變，所以久久徘徊在既不違反楚王規定、又離國都較近的澧水、沅水流域這一代，以便于關注國家的局勢，探索救國救亡之策。他這種愛國激憤與愁緒的發泄，就成為“行吟”之作。在其《湘君》、《湘夫人》等作品中，屈原寫到江、沅、澧、澧浦、涔陽、洞庭等地名，這不僅是具體的景物描寫，也是他“行吟澤畔”的核心地帶在澧、沅之濱的最明顯的證據。

　　屈原的行吟之作，根據漢代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但郭沫若先生考證，至今流傳下來的，只有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1篇。而《遠游》、《卜居》、《漁父》等篇章，雖有屈子風格，但有人認為不是出自屈原手筆。在屈原的全部作品中，《離騷》、《天問》、《九歌》是其代表作，可分別作為他三種類型作品的代表?！峨x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創作的重點?！短靻枴肥乔鶕裨?、傳說材料創作，著重表現作者學術造詣及歷史觀與自然觀的詩篇?！毒鸥琛肥浅肷駱非?，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峨x騷》和《九歌》，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斗爭的實錄。他在作品中著力描寫了大量的香草美木，比如秋蘭、蘭芷、杜衡、蕙、荃、蓀、杜若、荇荷等香草；申椒、菌桂、薜荔、辛夷、葛等美木。有人統計，此類植物描寫多達104種。屈原借這些香草美木來寄寓理想，抒發情懷，將鮮花、香草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拿臭物、蕭艾比喻奸佞、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丑、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屈原的“香草美人”比興詩句，流傳非常廣泛。而“香草美人”最集中、最典型、最穩固的形象，當數“澧蘭沅芷”。楚辭中“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離騷》)、“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等名句，說明澧蘭沅芷在屈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讓千百年來的讀者對其產生最深刻的印象。對“沅有芷兮澧有蘭”，東漢《楚辭章句》的作者王逸注解說，此為“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于眾草”。后來的學者們亦認為，蘭與芷，本指生于沅澧兩岸的芳草，用以比喻高潔的人或事物，是屈原將自己的念君愛國之志，匡時濟世之情，通過蘭芷形象加以表達，觸物以起情，索物以寄志。這就將物與我，情與景揉和一伴，融鑄一爐，從而大大擴張了詩歌的境界和表現力。

　　屈原之所以選擇“蘭”與“芷”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是因為蘭為百花之英，它那飄逸俊芳、綽約多姿的葉片；高潔淡雅、神韻兼備的花朵；純正幽遠、沁人肺腑的香味，自古以來被視為高尚人格的象征，被譽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令人喜愛。而芷，即白芷，也叫薜芷、蕙芷。字典上解釋為“香味令人止步的草”。

　　屈原在其三類詩作中，都寫到自已如何滋蘭、佩蘭、紉蘭、搴蘭、刈蘭，對蘭芷寄以無限的希望：“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枝葉之峻茂兮，愿俟時乎整吾將刈。”“聯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又以蘭芷為友，視蘭芷為知音：“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他將蘭芷作為佩物，表示自已潔身自好的情操：“扈江離與薜芷佇，紉秋蘭以為佩。”甚至擔心蘭芷在秋風寒露中枯萎而從俗，變節而不芳：“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莆化而為茅。”可見，蘭芷在屈原筆下，已不是簡單的比喻或觸物起興，而是一種象征，一種寄寓，一種精神與品格的追求。

　　蘭和芷，是湘西北沅澧流域盛產的物種。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講求“天人合一”的中國文化傳統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最近甚至有學者指出，沒有屈原在澧沅之濱十多年的行吟生活，或許就不會有楚辭的出現，屈原也許就不會成為文化名人，更不會成為后來的世界文化名人。并由此推斷，研究屈原的重點地區，不是在他的出生之地秭歸，也不是在他的殉國之地汨羅，而是在他反復吟唱蘭芷馨香的澧沅之濱。鑒于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的彭山以及周邊芳草葳蕤的澧水洲渚，應該成為屈原研究的一個重點所在。而致力于重現當日“蘭芷馨香”之盛景，并將蘭的高潔融入澧州人文精神，則應是今天澧州人的責任。